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的怀念珍贵的遗产
——悼念先父石志昂烈士
石建都
父亲石志昂烈士，１９５５年４月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在乘机从香港飞印尼途中，遭台湾国民党特务暗害，不幸遇难。同机罹难的还有代表团其他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等共１１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整整４０个年头过去了。在我们缅怀为万隆会议的顺利召开而壮烈牺牲的先烈的时候，我面对先父遗像，不禁勾起无限的回想和深切的思念。父亲生前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生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历历如在眼前。
近年来，在拜访父亲生前的一些老战友时，我听到他们抚今追昔，无不称道父亲的工作和为人。一位伯伯感慨地说：“志昂同志德才兼备，业务精通，外文又好，牺牲得太可惜了！”
父亲在世时，许多同志都以为他受过高等教育。其实，他童年丧父，１４岁失学。因生活所迫，１７岁就进入洋行当职员，自幼生长在贫苦失学的环境中。他的学识，主要是靠自学苦学得来的。在洋行工作时，他一下班就到图书馆攻读英文和中国文学。夜里，家里人都睡了，他继续埋头于书本，经常通宵达旦。
正是由于长期坚持勤奋学习并经受各种斗争环境的磨练，他不仅具备了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而且掌握了缜密的唯物辩证法，能在不同的斗争场合和工作岗位上应付自如，完成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以此骄傲，而是认为学无止境。我记得他在担任中国进出口总公司领导职务时，一次检查我的学业成绩。他翻阅了我的数理化书后说：“这些学问我一点都不懂。是呀，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很快，我以后要学一些自然科学，工作上会有用。”
父亲于１９３５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为养家糊口，他白天要上班，在业余时间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２年，他先后担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理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职业界协会中共党组书记并兼任由共产党人主办公开发行的《译报周刊》和《职业生活》的编辑；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积极进行工商界、金融界的上层统战工作；在洋行华员爱国人士中传播抗日思想，宣传动员全市人民一致抗日。当时，他们生活很不安定。斗争环境险恶，他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工作极度繁重，他有肺病征兆。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做出了努力。
抗战胜利后，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党组织决定由父亲组建合众贸易公司并出任公司经理，以“资本家”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党的经济工作。这一段，父亲在上海的名气很大，接触的人有社会名流，有国民党党阀，有青、红帮头目，还有中统、军统特务。父亲发挥了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临危不乱，为党筹集和保护了大量资金。１９４８年秋，上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党组织指示父亲从速将合众公司的资金转移香港。国民党当局似有所闻，某晚报登出题为《注意金融巨头石景彦（父亲解放前化名）之流》的耸人听闻的报道。父亲见情况紧急，车站、码头检查严密，便当机立断，于当天深夜设法将金条、美钞装入轿车的肚底。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全家，佯装去外地旅游，驱车走乡路直奔杭州，与在杭州接应的两位同志一起，巧妙地绕过层层关卡，取道广州，将全部资金安全转移到香港，继续在香港开展业务。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家庭的生活条件改变了，有了洋房和“私人”轿车；我们常出入上层社交场所。但是，父亲却身居十里洋场而一尘不染，并且十分重视对家人的约束和教育。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与父亲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严格掌握。除了社交场合，家庭生活始终保持一般水平。父母从不给我零用钱，从不让我用小汽车，好衣服也只有几件，仅让我外出做客时穿。１９５０年，我们全家从香港回上海前，父亲曾到上海去过一次，回港时带回了一些相片。他身穿灰色中山装，头戴八角帽。我看后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服装？爸爸怎么变成乡下人了？”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这才是爸爸的本来面目。我们很快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你回到上海就知道了。”
回上海后，我们仍旧住在解放前的一座楼房里。可是不久，父亲将底层的房间连同家具主动交给了单位。对这一点，母亲似乎也有意见，父亲说：“我们的房子是国家的。国家有困难，我们就应该让出来。现在跟解放前不一样了，不需要摆场面了，够住就可以了。”
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父亲携母亲到国外工作。叔父失业，父亲没有通过上海的熟人为叔父安排就业，他宁肯用自己在国内的工资接济叔父一家五口的生活。回国时，他将自己在国外积存的薪水全部交了党费，带回来的“洋货”比较贵重的，也就是一架东德产的相机，还是用母亲的积蓄买的。
父亲很少跟我讲大道理。但是，他对家庭、对生活的点点滴滴，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任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华东区公司经理、总公司驻柏林办事处代表、总公司副经理等职。他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日内瓦会议。１９５４年，父亲同曹中枢同志一起率新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出访英国，接着又率贸易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
在建国初期５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工作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的最前沿。在反“封锁”、“禁运”的斗争中，在恢复与发展东西方的正常贸易关系中，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当父亲遇难的消息传开后，从伦敦、柏林、安特卫普、香港、德里等地纷纷发来了外国朋友的唁电。直到今天，还有西方工商界人士在与我接触中缅怀父亲对发展东西方贸易和增进人民间的友谊作出的贡献。
父亲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给老战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胜利初期，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一项紧急任务，他搭船去目的地。途中，轮船触水雷被炸沉，他身受重伤，经抢救幸免于难。组织上考虑派他参加万隆会议代表团时，他患肺病刚刚痊愈，正处于巩固期，但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知道行程凶险，但毅然踏上了征途，终于在他为之终生奋斗的岗位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４０年前，父亲为了亚非人民团结进步的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４０年后的今天，第三世界的合作进步，已经有了蓬勃发展。我们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的血没有白流。在悼念先烈的时候，这应该是最值得向他告慰的了。他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坚定意志，他的勤奋刻苦的敬业精神，他的高风亮节，是留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永远鞭策和激励着他的子孙们。